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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31章 移忠作孝,诬良为盗

第131章 移忠作孝,诬良为盗 (第1/2页)

国子监祭酒陶大临埋着头,借着申时行挡住皇帝的身影,生怕被皇帝看到。
  
  心中更是大呼折磨。
  
  皇帝这一轮秋讲,总是这样不好好上课,问些敏感问题。
  
  这一堂课讲的是《孟子》,论的是“不孝有三,无后为大”。
  
  本身很简单,没什么争论的余地,反而是政治意义更多一些。
  
  如今讲课的内容和进度,都是日讲官排的,具体审核跟释意,则是两位阁臣亲自过目。
  
  今日这一堂,是大理寺少卿陈栋、吏部右侍郎温纯安排。
  
 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,这是在为皇帝亲政壮势,以及做礼法上的铺垫。
  
  无后为大嘛。
  
  皇帝十二岁了,完全是一个可以婚配的年纪了。
  
  如果要选妃,提前个一年多,十四岁大婚,那么开年就该下旨开始准备了。
  
  如果急着亲政,那么宫里那位李春芳的孙女,也不是不行。
  
  至于说祖宗成法,不娶士大夫女……
  
  陈栋和温纯的意思很明确,舜尚且可以为了留后,隐瞒父母,那么陛下为了留后,做些权变,完全在情理之中。
  
  也就是方才张居正说的“礼之权也”。
  
  这是一次局限在皇帝近臣,经筵官范围内的政治表态。
  
  首辅张居正见到陈栋和温纯这个排课之后,也没提什么意见,顺水推舟得把课端了上来。
  
  同样是一副支持的样子。
  
  按理来说,如此君臣和谐,皇帝意会了,就该感动一番,赏赐点什么东西表表态,然后回去好好想想什么时候大婚才是。
  
  结果小皇帝不按套路出牌,转进到了一个极为敏感的话题上——大明朝是不是孝治天下?
  
  陶大临挠了挠手背,只感觉浑身有些刺痒。
  
  不然怎么说非得阁老出面,才能回答皇帝的问题。
  
  这种涉及儒门根基,国朝本源的事情,他们这些人怎么敢跟皇帝多说一个字?
  
  但凡说错一句话,就是身败名裂的下场。
  
  朱翊钧的目光,扫过一众经筵官。
  
  将众人各异的神情,收入眼底。
  
  最后才落在面色为难的张居正身上。
  
  张居正为什么这么为难,朱翊钧自然知道,否则他也不会这样单刀直入地问出来了。
  
  这话明着听来,似乎并不敏感。
  
  毕竟这是一个千年以来的政治正确。
  
  自汉往后,历朝历代,都是如此自我标榜的。
  
  远的说三国志,鲍勋上疏一口一个“明本立教,以孝治天下。”
  
  其后的隋书,更有皇帝金口玉言“朕方以孝治天下,恐斯道废阙,故立五教以弘之。”
  
  旧唐书上,李渤陈情亦是“伏以陛下孝治天下,稍垂恩宥。”
  
  宋元就更不必说了,易简前、刘安世、李秉常、崔敬传,白纸黑字,动辄都是“陛下以孝治天下。”
  
  哪怕到了本朝,这个说法都很是常见。
  
  当初给两宫上徽号的时候,礼部行文都还是“皇上孝治天下,恭上圣母徽号在迩。”
  
  对于正统王朝而言,这本身就是穿在身上的神圣金衣。
  
  也只有司马家看到这几个字,才会节目效果十足。
  
  否则,他朱翊钧,为何整天被称为君父?
  
  但恰好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,涉及到帝朝合法性来源,所以,向来是不允许讨论的。
  
  其中最为敏感的地方,就在于,儒家体系中,皇帝是什么时候占据了“孝”顶点的生态位?
  
  那就是自大一统之后!这是一次正统儒学的嬗变!
  
  大一统之前的儒家,还很纯粹。
  
  孟子曾告齐宣王曰,君之视臣如土芥,则臣视君如寇雠。
  
  孔子亦曾云,君使臣以礼,臣事君以忠。
  
  君对我好,我才会对君好。
  
  如果君不好,那就别怪我诛独夫了——这就是朱翊钧此前考成学业,请人观礼的内容。
  
  但自汉以后,这种后天形成的双向义务,逐渐演变成了天然的单向义务。
  
  也就是所谓的雷霆雨露,俱是天恩。
  
  这种臣子对君主绝对忠诚的概念,儒家是没有的。
  
  好在自有大儒辩经。
  
  儒家没有,法家有啊。
  
  六经注我,经学必备——于是董仲舒便将法家的这一套,缝合进了儒家。
  
  儒家理念下,称之为移孝作忠。
  
  经学概念里,称其为外儒内法。
  
  治国框架中,则称其为家国同构。
  
  孝子必出忠臣嘛。
  
  称号是对权力的追认,同时又进一步加强其正当性,君父一词,尤是如此。
  
  缝合的儒学,主要是为了解释皇帝统率天下的合法性来源,不是真的来搞哲学思辨的。
  
  理所当然地,这事也就失去了讨论的余地。
  
  要是深究这个问题,是不是在质疑皇权?
  
  朝官至多用用短语,从不会讨论这方面的经义。
  
  所以皇帝问出这个问题之后,何洛文仰头看着房梁,陶大临缩在申时行身后,马自强左顾右盼。
  
  而直面这个问题的张居正,更是面色阴晴不定。
  
  首辅张先生,现在很想说一句,孩子,为了你好,别问了别问了。
  
  但偏偏又不得不答。
  
  张居正万分谨慎地斟酌自己的言语。
  
  过了好半晌,他才缓缓开口:“陛下,国朝阴骘下民,覆帱无极,乃以家始,体而推之,是有万民亲亲。”
  
  “陛下为国朝君父,内节皇亲,外施百姓,垂衣御宇,仁覃草木。”
  
  “今九亲雍睦,四表无怨,诚为国政,实亦家风。”
  
  “陛下,我朝自是以孝治天下。”
  
  陛下,天下人都要叫你君父,你管谁都是管儿子,皇帝的恩泽,对谁都是父亲的厚爱,当然是孝治天下。
  
  张居正说得很谨慎,点到为止。
  
  朱翊钧恍然道:“难怪国君称之为君父……”
  
  张居正见这模样,就知道小皇帝又要说虎狼之话了。
  
  显然是有备而来。
  
  他只好聚精会神,认真以待——起居郎在后面站着也就罢了,谁也不知道小皇帝会把哪堂课的内容,贴到新报上去。
  
  张居正能猜到的皇帝的目的,毕竟又是传王世贞入京,又是考成学业,请大儒们观礼。
  
  实在明显。
  
  当初他与高拱初入内阁时,就做过一般无二的事。
  
  彼时徐阶、李春芳、赵贞吉三人尊奉阳明学派,利用执政权力,到处推传。
  
  甚至亲自主持讲学,召集朝廷、地方官员都来听讲,网罗门徒。
  
  所谓“以明心见性之空言,代修己治人知实学”,“置四海之困穷不言,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”——无视天下百姓的困苦贫穷,却整天沉溺于讨论那些微妙、精深但对解决现实问题帮助不大的学说。
  
  而高拱与他,虽面上自诩为儒臣,口头上仍念着孔孟之道,但实际上却推崇法家。
  
  随后,二人便撷取吸收、甄别选汰了儒法二家之精粹,建立了一套变革理论。
  
  尤其是高拱,精力旺盛,产出极为庞大,《春秋正旨》、《问辩录》、《日进直讲》、《本语》。
  
  左打程朱,揭露其对《春秋》的穿凿曲解,“未需分理,务强探力索,故不免强不知为知”
  
  右踢阳明,嗤其为空虚无据,“徒为空中之楼阁,而卒无所有于身心。”
  
  而后更是借史论事,联系政治现实问题,以及丛积时弊,进而探求解决之法,最后得出革故鼎新的结论——“法以时迁”,“更法以趋时”。
  
  这一场整肃学风,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,更正了朝堂之中的风气。
  
  再以内阁开会,批判徐阶、李春芳、赵贞吉三人作为象征,拨乱反正。
  
  最后通过先帝谕批的形式,严饬各级官府,禁止官员们再主持或参加讲学,奠定胜局。
  
  这就是新党建立的基础。
  
  张居正与高拱亲手建立的新党,对皇帝如今的动作,实在太熟悉了。
  
  这一次次学业考成,一场场经筵问答,届时到了王世贞手里,恐怕就是一本《经筵录》。
  
  其目的在他张居正面前,简直无所遁形。
  
  但首辅先生只能看到手段,却不知道皇帝要唱哪一出戏,实在是有些怕皇帝不知轻重,矫枉过正——外儒内法这种事,他不愿挑破。
  
  可惜,朱翊钧却不这么想。
  
  他直勾勾看着张居正,继续追问道:“先生,既然国君身为君父,何以改朝换代?”
  
 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。
  
  既然是君父,那还没听过儿子杀了父亲就能自己当爹的。
  
  所以,改朝换代后,后朝凭什么能得到承认呢?
  
  如果是因为无道,那父亲无道就能诛杀么?
  
  说不通呀,先生。
  
  其实这话,本身不难回答,但对外儒内法的张居正来说,却很难回答。
  
  因为这在儒家的框架内,又要绕回到天命上去了。
  
  君父之下,无人能约束,但其上的天命若是有意,换个君父自然很正常。
  
  居于孝道顶点的皇帝,头上只有一个张居正不愿意拿出来说的天命。
  
  皇帝的表达的意思,在张居正心中,也立刻清晰了起来——随着天人感应的落魄,移孝作忠,解释不清楚的事越来越多了,过时的东西,换一个罢。
  
  张居正张了张嘴,又再度闭上。
  
  朱翊钧则是静静看着自家先生,等着张居正的回答。
  
  移孝作忠,在前汉,自然是进步的一面更多。
  
  可惜,到了魏晋,这一套就满是裂痕。
  
  到了如今,或者说,在阳明心学诞生之后,这一套更是被彻底解构。
  
  如今的士大夫,讲究的是什么?
  
  是明心见性的自由!
  
  是随心所欲的本真!
  
  什么君父?干成这个逼样,狗屎!
  
  士林的风潮如此,越是年轻,越不吃这一套。
  
  不仅眼中没什么君父,甚至有时还会起逆反作用——泰州学派对于解构皇帝权力的来源,非常感兴趣。
  
  朱翊钧如今为什么能得到大多朝臣的认可?
  
  因为他是君父吗?如果是的话,那前身就不会被压制十年,却没能被忠诚孝子拥护亲政了。
  
  是故,不是朱翊钧要放弃移孝作忠。
  
  而是已经被时代放弃的东西,没必要贴在脸上了。
  
  反而只会耽搁新生事物的出现。
  
  现实与理论的差距过大,会愈发消磨皇朝的正统性。
  
  既然如此,那就得不破不立。
  
  无论是如今的新报中,太祖皇帝奋自布衣,戡定祸乱,用夏变夷的传奇故事。
  
  还是经筵中朱翊钧竭力表现的经学造诣。
  
  亦或者现下逐渐充盈的国库,日益澄清的吏治。
  
  都是在给淘换老旧经义铺路,免得到时候动荡过大。
  
  自己跟李贽做了这么久的铺垫,王世贞的文会日期业已定好。
  
  辩经的大事将出,自然要先在内部统一思想。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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